F.比索罗蒂 访谈录

F.比索罗蒂访谈录

Interview with Francesco Bissolotti

前言

比索罗蒂的工作室是宁静的，非同寻常的宁静。最大的一片区域，也只有微弱的光亮，百叶窗投射进来微弱的日光，几张工作台上的台灯都被拉的距离桌面很近。在一进门的客厅里面摆放了一尊巨大的Stradivari雕像，而天花板则被各式各样的手工镶嵌制作的方木砖装饰着，而这些东西都是Francesco Bissolotti（以下简称比索罗蒂）自己亲自手工制作的。与其说这是一个工作室，还不如说这是一座“神庙”。所有的制琴师都在蹑手蹑脚的移动，进行着他们日常的制琴工作。这是不是应为比索罗蒂把自己一生时间里面的72年都给了制琴艺术呢？他似乎认定了，守护意大利传统内模具的制作方法，是他一生所尽力保护的，而他用实际行动捍卫了自己一生的声誉。

虽然比索罗蒂已经87岁了，但是他依旧很渴望来到工作台前工作，比索罗蒂很慷慨的给与我大量的时间来接受采访，为人绅士，耿直。他跟我谈了他心中的“制琴艺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只热衷于创新的话，那么你将只能做出丑陋的东西”比索罗蒂安静的说道，这种坚持的口吻，是他用毕生精力得出的结论。“在革新和个人风格之间，只有极小的区别。”比索罗蒂的工作室“为了创新”而创新。这个工作室所有人都遵循传统，遵循历史，每个人都有共同的目标。这里一共有四位家族制作师，其实是五位，很不幸的其中一位，F.Bissolottti的儿子，Tiziano英年早逝，他们的工作台都是彼此相连的，每一位都各顾各的喝着自己的咖啡，从同一个咖啡店，同样的咖啡款式，常年不变。而这种“守旧”的做法，在今日的克莱蒙那市已经不常见了。

Duomo广场上喝咖啡的人们

下面为Francesco Bissolotti大师的口述正文：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被美国人和英国人轰炸的很惨。当时的政客说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我把全世界都当成我的朋友，英国人，美国人，中国人…31岁那年我在一个德国人搭建的临时工厂里面给他们修卡车。厂子里一支由2-3个德国人看管着我们，脖子上挂着冲锋枪，大喊着“快干活！”他们真的会卡枪杀人，然后就把人扔在那里等死。还好，我是幸运的，我熬过了那段日子，并且我并没有参与战争。

我们当时一直就没有吃饱过，不过还好，在农村，有一些猪啊，鸡啊的，也不至于饿死，在整个战争时期，我从来没有去过克莱蒙那(Cremona)那座城市。

克莱蒙那的制琴学校成立于1938年，但是在1940年的时候战争就爆发了。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学校又从新开启了，但是只有很少的几个学生，而我自己一个人居然就是一个班。我有一个叔叔是木匠，在我七岁的时候，就已经会使用钢丝锯和很多木工工具了。而事实就是，在刚开学的两个月里面，我就已经完成了我自己的第一支小提琴，而其他学生则至少要1-2年的时间。在开始的三个月里面我跟随Pietro Tatar学习，后来他去了美国，之后本来应该是罗马的Giuseppe Lucci来当老师，但是他嫌弃薪水太少，拒绝了这位工作。这是校方指定了Pietro Sgarabotto来任教。Sgarabotto带来了意大利传统内模具。他所使用的内模具，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内模具，但这至少已经是一个使用内模具的开端。所以之后我的老师就是Sgarabotto，还是Garimberti和Ornati，后面那两位还教授修复技术。

? ? ? ? ?Simone Sacconi

Sacconi在1958年来到学校参观，他对我说：“你们在这里干了些什么？这个意大利学校怎么会在使用法国人用的外模具制琴？和我一起去学校的博物馆，我一步步的告诉你我们的老祖宗是怎么使用内模具制琴的！” 之后和他一起，我们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整理的Stradivari遗留下来的模具，我亲自修复，清洗这些模具，要知道这些东西现在就放在Stradivari博物馆，而那时候它们脏兮兮的连模具上面的字迹都看不清楚！

在学校里面有很多之前Tatar留下的法式外模具。我把它们找了出来，打开电锯，把它们全部锯碎扔出窗外。我的上帝啊，我实在太气愤了，我们不需要这些非传统的外来货，我们要从头重新开始。我是这个学校开始使用内模具的源头。当我在学校人教的时候，开始有外国人来学习了，我交给他们的，都是克莱蒙那传统的内模具制作手法，而Morassi和其他人则依旧是教授法式外模具。

Stradivari的“P”模具

Sacconi很喜欢我，他在1962年曾经邀请跟他去美国，但是我们有趣，因为我当时已经结婚了，而且我有孩子要养育。Sacconi这样和我说“我会给你找一个屋子，给我一年时间准备，我会准备好你的家庭所有所需的物品，让后你再过来。”但是语言上的障碍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个巨大的障碍，而我的妻子并不想去美国。Sacconi说“好吧，既然你来不了，那么我就把工作寄到意大利由你完成好了”之后我就为他们的公司Wurlitzer工作了几年，我和Sacconi之间频繁的使用信件交流，而他每年需要到克莱蒙那两个月，那个时候后我就直接把我的工作室的钥匙留给他一套。

我有五个孩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但是很不幸的是，在我的孙子辈里面，恐怕没有人能继承Bissolotti工作室当一个制琴师了。我的儿子Tiziano是一个杰出的制琴师，他是四个儿子中最有天分的，最像我的。但是命运是无法改变的，他在1995年死去了。这对于我们夫妻来说，都是一个无法承受的打击。

为了走出伤痛，我唯有更加执着于我的工作，而我的工作也拯救了我。除了家庭以外，我现在活着的唯一原因，就是制琴。我和我的孩子们就像一套五重奏乐器组一样。无论如何，我并不想当一个政客手下的小兵，所以我被从学校赶了出去。在1982年我离开了学校。离开是那时我能做的最好的选择。

之后我选择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最重要的事，就是能制作一个为音乐家所喜爱的小提琴，但是我绝不会为此跟在他们后面献媚。为了不断进步你必须与演奏家保持密切联系，但是你需要找到“正确的那一位”，那一位拥有演奏许多乐器经验的演奏家。我曾经聆听过数以百计的小提琴家，我的耳朵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对于木材的使用我有很多自己的独到的经验，但是首先你要知道演奏家们喜欢的是什么样的音色。

我一直在为了传统内模具的使用而“战斗”着，但是我觉得就好像是我自己拽着自己的头再往墙上撞。其他人并不喜欢内模具。想意大利“Triennale”三年赛这样的传统重大比赛，应该让制琴师自己阐述他到底是使用什么方法制作的乐器，而不是像秘密一样心照不宣。

1990年的F.Bissolotti在涂刷油漆

克莱蒙那传统内模具的精髓在于，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乐器，都是唯一的。每次你粘上角木后，都要从新绘制琴的外形。而法式外模具则是不需要侧框就可以绘制外形，而你完全可以制作一千个背板，而他们都有着完全一样的外形。这就好比一起支乐器，彼此都是双胞胎一样。而传统内模具需要你每一次都按照自己当时不同的想法来从新绘制琴角的曲线，之后的过程也都随之改变。每一次你都在制作一支“全新”的乐器。这种方法能让艺术家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职业修养。无论如何，让他们懂得这些事情是我的责任。我现在也再写自己的传记。我也不知道我最终能证明什么，但至少我是诚实的，而我要说出那些人做出的伤害过我的事情。

现在在克莱蒙那我们会看到一些中国或者保加利亚制作的白琴乐器，我一直警告我的孩子们，要严格遵守克莱蒙那传统制琴技术，我们要从木材的干燥开始，从头开始制作一支乐器。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变得富有，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制作一支优美动人的乐器。我一直这么对别人说：“如果你想制作一支优美的乐器，在你准备向前走的时候，要先回头看看我们的前辈们都做了些什么。如果你满脑子只有革新的话，那么你的作品将是丑陋的东西，我们需要历史上的宝藏。我虽然不富有，但是我活的正派且优雅。”

上帝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刚刚做了一个很大的手术，这让我的剩下的日子变得只有几年了。我想把剩下的日子都用来向我的儿子们传授我的制琴技术。我能感觉到，时间正在一点一点的离我而去。我已经87岁了，但是我依然在工作。

于杰后语：

关于克莱蒙那传统内模具，和法式外模具，我在原来的文章里面已经解释过了。Gio Batta Morassi和Francesco ?Bissolotti这对老冤家，从同学变成同事，从同事变成冤家，就是为了一个认为内模具才配叫做提琴，一个认为，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据传言，当他们两个在学校一起教书的时候，如果其中一个在教室上课，另一个如果要进来的话，那出去的那一位为了不和进入者打招呼，而选择从窗户出去…….. ?而今天的事实就是，无论大小仪式，颁奖礼，只要你看到其中一位出席了，那么另一位百分百缺席。

我以为，二者都没有错。Bissolotti的坚守和顽固，给今天的Cremona保留的Stradivari的灵魂。和Morassi的融合变通，让Cremona重新成为了制琴的圣地。二者其实是当代意大利制琴艺术的两根大柱子。一个保留了传统，一个打通了国际。少了谁也不行，唯独不能放在一起。

从我自己说的话，在中央音乐学院，师父郑荃教授一直都是坚持传统内模的教学方法的。当我到了意大利，我的老师Daniele Scolari则是Morassi 的学生。所以在跟他学习的那几年，我完全使用法式外模具来制琴。但是当我快从意大利毕业的时候，我也做了和前辈Bissolotti 一样的选择，把我所有的外模具扔进了垃圾桶。我无法准确说明我为何这样做，但是就像Bissolotti说的一样吧，为了每一次都能制作一支“全新”的提琴。

而另一位需要我们铭记的，就是Simone Sacconi，“斯特拉迪瓦里的秘密”的作者，旅美意大利人。他是意大利制琴复兴的最重要的一块基石。